2026年，是“人民科学家”、原老虎机游戏长顾方舟同志诞辰100周年。他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防治，亲手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国人健康。为缅怀顾老科学报国、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老虎机游戏举办了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师生、校友及离退休同志积极响应。系列文章以真挚笔触追忆先生的科学足迹与家国担当，也抒写了新一代协和人传承薪火的思考。愿这些文字，带领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情怀与担当，激励我们接续前行。
在效率与公平之间：顾方舟的工程思维与当代启示
一、引子：当技术面临落地之问
这些年，脑机接口的发展常常让我感到一种明显的反差：一边是实验室里不断刷新的指标，侵入式电极解码更准了，柔性材料和神经界面的结合也更精细了；另一边，在很多基层医疗机构里，连一套基础的非侵入式脑电采集设备都还谈不上普及。技术越往前走，这种“前沿”与“可及”之间的距离，反而显得越清楚。
这种反差并不是脑机接口独有的。回看我国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史，类似的问题早就出现过。上世纪六十年代，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也曾面临路线选择：死疫苗更稳妥，但价格高、流程复杂，还依赖冷链；活疫苗风险略高，却更有可能用较低成本完成大范围保护。顾方舟先生最终选择了后者，并把它进一步做成了糖丸。直到今天，这个选择背后的判断，依然能给我们很多提醒。
我是生物医学工程所的一名学生，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读文献、做方案的时候，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顾方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糖丸爷爷”的温暖记忆，更是一种做工程的方式：在资源有限的现实里寻找最合适的解法，让技术真正走到需要它的人身边，也让效率与公平不至于被轻易割裂。
二、路线之争：系统思维下的技术抉择
1959年，顾方舟从苏联带回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毒种后，很快就要面对一个关键判断：到底走哪条技术路线。当时国际上已经有相对成熟的死疫苗方案，但他经过反复权衡后认为，那套方案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死疫苗需要多次注射，时间间隔严格，还得依赖冷链和专业医护人员操作。放到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里，这几乎意味着大量农村地区的孩子很难真正被纳入保护范围。
现在回头看，这并不只是一次单纯的疫苗选择，更像是一种系统工程判断。顾方舟比较的不是两种疫苗在纸面上的优劣，而是它们放进整个社会运行系统后的总成本：生产、运输、人力、时间，以及最容易被忽视的覆盖盲区。口服活疫苗把原本复杂的医学干预，变成了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简单动作，于是系统层面的效率才真正提高了。
今天的脑机接口领域，其实也在经历相似的路线分化。侵入式方案信号质量高、解码精度好，但它离不开手术、维护和长期随访，技术门槛和经济门槛都很高。非侵入式脑电虽然天花板低一些，却更容易推广，也更容易进入真实场景。两条路线当然都重要，但如果只盯着性能上限，往往会忽略技术背后的社会成本到底由谁来承担。
顾方舟给我的一个重要启发是：生物医学工程的评估，不能只看实验室里最漂亮的数据，也要看它在最普通，甚至最困难的条件下还能不能发挥作用。很多时候，一项技术真正的社会价值，不是由最好情况下的表现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底线能力”决定的。糖丸不需要冷链、不需要注射器，也不需要专业护士，这恰恰对应了当时最基层的医疗条件。对今天正在谈临床转化的脑机接口来说，这种底线思维尤其值得记住。
三、剂型创新：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交给用户
如果说活疫苗路线体现的是战略上的判断，那么糖丸剂型的发明，更像是工程层面的细致功夫。液体疫苗要低温保存、精确计量、严格操作，在条件成熟的医院里也许不算难事，但一旦进入偏远地区，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失败点。顾方舟团队把疫苗包进奶粉、奶油和葡萄糖制成的糖衣里，本质上是在重做整套使用体验：原本害怕打针的孩子，会主动把它当成糖果；原本流程繁琐的接种，也变成了更容易执行的分发动作。
这种“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交给用户”的思路，今天听起来很像用户中心设计。但在当年的中国，它首先来自对现实处境的理解。顾方舟在基层见到过孩子因为怕打针躲着接种，也见到过家长因为路远、来回折腾而放弃免疫。糖丸解决的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它还在回应人的情绪、行为和生活条件。
脑机接口的临床转化，同样会卡在这“最后一公里”。现在很多系统仍然要求使用者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训练，去学习特定的运动想象方式或注意力控制模式。对健康受试者来说，这也许还能接受；但对本来就功能受损的患者来说，这往往就是一道很高的门槛。顾方舟的做法提醒我，技术最终交到用户手里时，最好尽量少要求他们先变成“懂技术的人”，如果一项辅助技术需要使用者先把自己训练成半个专家，那它大概率还没有真正准备好走向现实。
这几年，共享控制、自适应解码、零训练算法这些方向越来越受关注，我觉得背后其实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怎样把系统的复杂度更多地留在设计端和算法端，而不是留给患者承担。某种意义上，这不是技术退让，而是一种更成熟的工程伦理。它承认使用者并不处在理想状态，也愿意把这种承认变成设计约束。
四、中国问题：从跟跑到定义问题
顾方舟那一代科学家身上，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他们没有把“国际前沿”直接等同于“中国答案”。苏联能提供某种技术，不代表中国就必须照着走；国际上对活疫苗安全性有顾虑，也不意味着中国不能结合自己的人口规模和疾病负担做出独立判断。这种自己定义问题的能力，今天依然难得。
脑机接口研究长期受欧美影响很深，从学术话语到产业路径，都带着鲜明的外部经验。以美国为代表的侵入式路线，背后依赖的是成熟的神经外科体系、商业保险支持和特定的临床试验环境。这样的条件在中国并不完全具备。中国有庞大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群体，但医疗资源分布并不均衡，基层康复机构普遍缺设备、缺专业人员。如果只是简单复制别人的路线，最后很可能只让技术停留在少数顶尖医院，而无法形成更广泛的公共卫生效益。
顾方舟当年在昆明玉案山建立疫苗生产基地时，面对的是更艰苦的约束：设备不齐、条件有限、基础设施也不完善。但他没有因为条件不理想就停下来，而是在限制中一点点把可行方案做出来。这种能力，对今天的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仍然很重要。对脑机接口来说，也许意味着我们要对非侵入式路线、低成本硬件、轻量化算法和远程康复系统投入更多耐心，而不是总把目光放在最炫目的技术高点上。
更现实的一点是，顾方舟的工作始终和国家公共卫生目标紧紧连在一起。消灭脊髓灰质炎不是一项孤立的科研任务，而是一项真正进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系统工程。脑机接口的发展也一样，不能只停在论文和原型机上，还要回答它怎样进入基层康复体系，怎样和医保支付衔接，怎样在保障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严格说，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纯技术”范畴，但恰恰是技术能否落地的关键。
五、伦理的尺度：历史语境与永恒底线
1962年，顾方舟在自己服用疫苗后，又给不满一岁的儿子服用了疫苗。放到今天，这样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科研伦理中老虎机游戏知情同意和受试者保护的要求。但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这件事又确实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伦理审查机制并不完善，动物试验与人体反应之间存在差异，而疾病本身又在持续威胁儿童生命安全。研究者把自己和至亲放在最前面，某种程度上既是时代局限，也是责任感的一种极端表达。
我觉得，对这段历史既不必轻易歌颂，也不宜简单审判。真正值得今天继承的，并不是“以身试药”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它背后那种朴素的伦理直觉：不愿意先让别人的孩子承担风险。这种情感在今天已经被转化成更成熟的制度安排，比如知情同意、伦理审查和风险最小化原则。制度当然比个人牺牲更可靠，但制度背后仍然需要这种把受试者放在心上的初心。
对今天的生物医学工程研究者来说，伦理挑战并没有变少，只是换了样子。脑机接口直接处理神经信号，牵涉到意识隐私、身份认同、认知自主性等更深层的问题。若算法能够部分还原一个人的意图甚至情绪，那么这些神经数据该归谁所有、由谁访问、在什么边界内使用，就都成了必须提前想清楚的事。
顾方舟始终把技术最终服务的对象放在中心位置。对我们这一代研究者而言，这种担当意味着承认技术从来不是单向度的，它可以帮助人，也可能在无意中制造新的排斥。把隐私保护写进系统架构，把不同经济条件人群的可及性纳入硬件设计，把退出权和数据删除权落到临床试验流程里，这些具体做法，才是今天工程伦理最实际的样子。
六、传承：做技术长河中的摆渡人
2000年，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从1959年获取毒种到2000年消灭本土病例，前后用了四十一年。顾方舟先生于2019年离世，没能看到新冠疫情中疫苗技术的又一次跨越，也没能看到脑机接口走到今天这一步。但他留下的工作方式并没有过时：在资源约束下找最优解，在技术前沿与基层现实之间搭桥，把复杂的医学干预变成可以大规模推广的产品。
在生物医学工程所学习和研究的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脑机接口真正艰难的地方，也许不只是解码精度，而是技术民主化的广度。我们能不能把系统做得更便宜、更稳定、更容易使用，让它不只留在顶尖实验室和大型医院里，而是有机会走进县级医院的康复科，走进社区，走进普通患者的日常生活？这个问题我现在还答不好，但我知道，它值得被一直追问。
顾方舟先生晚年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这样的专注，在今天看起来近乎奢侈。我们这一代研究者要面对论文、项目、考核和各种短期指标，很难完全不被这些东西牵着走。但顾方舟的经历提醒我，真正重要的工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出价值，甚至需要几代人接着做。和这样的时间尺度相比，很多眼前的焦虑其实都显得短了些。
作为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一名年轻研究者，我当然谈不上已经真正理解了顾方舟精神的全部意义。但我愿意在自己的研究里，尽量多做几次这样的提醒：每当面对技术路线选择时，多问一句谁可能被排除在外；每当优化算法时，多想一层使用者真实的处境；每当发表成果时，多追问一步它离真正帮助一个人还有多远。
从糖丸到脑电，从病毒学到神经工程，技术的载体一直在变，但生物医学工程最核心的使命没有变，那就是用技术的进步守护生命的尊严。顾方舟先生代表了那一代科学家的担当，而我们这一代人，也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这份担当继续接下去。
医工所 王艺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