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髓灰质炎是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可怕疾病，又称小儿麻痹症，1955年在江苏南通大规模爆发，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死亡，随后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全国多处暴发疫情，脊髓灰质炎如洪水猛兽，人人闻之色变。
1957年，31岁的病毒学家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直到2000年顾方舟作为代表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正式签下名字。从正当盛年到年逾古稀，他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奉献一生，最终实现我国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并长期维持无脊灰状态，为几代中国人带来了健康，泽被后世，造福千秋。
执着：半个多世纪的脊灰歼灭战
顾方舟攻克脊灰首站告捷是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
1957年，顾方舟研究小组带领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白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后，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十二处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并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I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为预防脊髓灰质炎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流行病学资料。
顾方舟在防治脊灰研究卓越贡献之一，是科学决断、选择适合国情的活疫苗技术路线。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当时，美国和苏联均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死疫苗安全、低效、昂贵，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仍有疑问。美国已大规模推广死疫苗的接种。经过几周的研究，死疫苗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他失望地发现，美国Salk研究的死疫苗虽有效果，但控制脊灰流行的效果不如人意，只能防止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不发病，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此外它的费用昂贵，需要注射三次，每次的注射费用高达五美元。顾方舟还发现，美国病毒学家Sabin还发明了活疫苗，但始终无法进行安全性试验。
顾方舟敏感地意识到，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他判断，根据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经济基础，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他立刻向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并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
不久，卫生部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在北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了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老虎机游戏长顾方舟在办公室
顾方舟攻克脊灰的关键一役是顺利完成疫苗三期临床试验。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经过一番波折通过动物实验后，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只需少数人受试。Ⅱ期临床试验是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1960年，在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研究方案后，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一下子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了试验。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各市脊灰发病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1959年相比降低1-12倍，未服疫苗组发病率比服疫苗组高7.2-20倍。三期临床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顾方舟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经过广泛的调研，顾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况，捷报像插上了翅膀纷飞，传到了顾方舟的手中：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顾方舟攻克脊灰的独特创举是糖丸疫苗的研制。
面对着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敏锐地意识到，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体的，装在试剂瓶中运输起来很不方便。此外，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还不愿意吃。
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推广。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 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 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1981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1982年，顾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 “脊灰”单抗。
1990年, 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赞美。
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
使命：身先士卒携子试药
疫苗三期试验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数人当中检验效果，这就意味着受试者要面临未知的风险。美国的活疫苗研究者Sabin教授正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试验对象而困在了这一步，难以前进。
但是习惯于自强、忍耐、奉献的顾方舟和同事们，因为怀着做出疫苗、为国奉献的迫切心情，因为对自己科研成果的充分自信，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做出了自己先试用疫苗的决定。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一口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吉凶未卜的一周过去后，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他一直担忧的问题——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呢？又有谁愿意把孩子留给顾方舟做试验呢？
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看着刚刚满月的儿子，这是一个鲜活的新生命，是全家的希望和未来。要拿儿子做试验，他对风险很清楚，轻则瘫痪，重则死亡。妻子要是知道了，不知会发多大的火？思忖万千，顾方舟还是偷偷给孩子服用了疫苗，度日如年地默默承受着。妻子还是得知了儿子被丈夫拿去做试验的消息。面对妻子的“质问”，顾方舟只得坦陈告知。让他欣慰和感动的是，一向深明大义的妻子尽管承受着突破一个母亲承受的极限压力，却没怪罪他，还宽慰他儿子一定会平安的。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疫苗。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年轻人，用一种看似残酷的执着，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的爱。这是科学史上值得记载的壮举，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史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测试期慢慢过去了。面对着孩子们一张张依然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相拥庆祝：疫苗是安全的！努力没白费，疫苗是安全的！这是因为顾方舟和同事们舍我其谁的牺牲和无法估量的心血，在艰苦的条件下突破了全世界科学界共同面临的瓶颈，顺利完成了三期临床试验。
奋进：荒山野岭艰苦创业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月，将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生产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紧缺、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的困难。顾方舟后来回忆时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就说：‘行！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的，一定努力干！’……因此，党委又派了四五位领导，来到昆明实地考察。他们一看，这个地方要电没电、要水没水，马上就摇头，认为在这里生产疫苗不可能。我只好据理力争，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搭起炉灶来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饱，那段时期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1961年2月，顾方舟（左）向视察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的周恩来总理介绍脊灰疫苗研发情况
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来到了这里。周总理是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的。在云南省长刘明辉、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的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总理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在昆明郊外花红洞建设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信念：“我做公共卫生，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选择公共卫生，是青年顾方舟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急转弯。学习临床，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既包含了母亲对他的殷殷期望，也是他年少时的个人志向。194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将顺理成章地走向外科医生的从业之路。但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在毕业前夕，一向被同侪视为有一双巧手 “外科医生好料子”的顾方舟却舍弃了待遇高、受尊重的外科医生职业，选择了从事当时刚刚起步、基础差、价值低的苦差——公共卫生。这看似临时起意的冲动之举，却也是深思熟虑后的慎重选择，更是信念日渐坚定的人生决定。
其一根源于公共卫生大家严镜清先生的积极引导。大学期间，他在北医遇到了严先生。严镜清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很陌生，卫生环境恶劣是当时多种疾病流行、高死亡率的直接诱因。严先生常在课堂上表达深切的担忧与思虑，顾方舟动情忧心，每思及此常潸然泪下。
从严先生那里，常怀家国之忧的顾方舟逐渐认识到，如果人民不幸，生活在肮脏污泞、疾病肆虐的环境中，作为国人中的一员，能仅仅满足于作为医生体面就安心工作吗？
其二萌芽于课堂之外对当时国情民情的真切感受。顾方舟一直没有忘却考察矿工卫生状况归来的同班同学的讲述：矿工衣不蔽体，不见天日，时常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偌大的教室里，聆听着女同学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顾方舟内心的信念逐渐明晰：我要做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当医生一年只能救有限的病人，我们国家这么苦，正缺少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其三成长于顾方舟毕业后到主要开展疫苗研究和生产的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勤奋认真的顾方舟度过了充实快乐的一段时间，接受了系统的科研训练，很快掌握了研究方法，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中朝边界的新义州开展伤员痢疾防治。在冰天雪地中接受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被伤情和疾病痛苦折磨的伤员们深深地震撼了顾方舟，他内心涌动的雄心与激情慢慢成长壮大：一定要做好公共卫生工作，让同胞民众远离疾病的折磨。
其四壮大于苏联学习时的专业精进。1951年，顾方舟从战场后方被紧急召回大连，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组织上给包括顾方舟在内的375位青年准备了全套的四季服装和生活用品，临行前周总理在欢送宴上嘱托他们：“你们每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30个农民的钱，一定要好好学习。” 背负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千千万祖国同胞的期待和瞩目，顾方舟深感责任重大和任务艰巨，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拼命学习，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临行前在组织上的帮助下，他和相恋多年的爱人匆忙举办了婚礼，便离乡背井奔赴苏联，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其间，他师从苏联著名脑炎病毒专家列科维奇教授，年轻而热情的顾方舟凭着韧性，克服了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和亲人等种种困难，逐渐适应了苏联的生活。1955年夏天，以优异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为日后开展脊髓灰质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立志：埋下学成报国的种子
1926年，顾方舟在宁波出生了。然而与宁波轰轰烈烈建设场面不同的是，顾方舟的童年生活颇为不幸。他的父亲顾国光，在他4岁时不幸去世了。为了养家糊口，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辞去教师职业，只身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留下年幼的顾方舟交由外婆照顾。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是孤独、痛苦的。有一次，学校要排演一场话剧，顾方舟非常兴奋地举手报名。但是那么多角色中，老师偏偏让顾方舟演乞丐。同学们都笑话他：笑话他没有爸爸，笑话他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为了不让外婆伤心，懂事的他只好装作很喜欢演乞丐的样子，还让外婆把哥哥的旧袍子改成乞丐装。
1934年，周瑶琴于杭州广济助产职业学校毕业，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业，成为职业助产士。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警察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在这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土狗的年代，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这句话，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充满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就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品尝着亡国奴的滋味。
顾方舟的初中是昌黎汇文中学，不在英租界内。每天，顾方舟都要拿着通行证出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进出租界的关卡处有座岗楼，四四方方的，很是森严。岗楼上挂着惨白的太阳旗，站着架着机枪的日本兵。顾方舟和同学们第一次通过关卡时，几个日本兵就端着枪走来，查完他们的通行证后，要求他们向太阳旗鞠躬。顾方舟和同学们很不情愿，还没等他们表态，日本兵就按住一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久久起不来。除了以前的课程外，顾方舟和同学们还要被迫学习日语。那些封面上写着方正汉字的教科书，打开全是日语。要是日语学不好、背不出，日本人就会拿着宽宽的木板，叫班长打你手掌。班长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师就亲自上阵，拿着板子打班长，直到把手打肿了才算完。也许正是尝尽了亡国奴屈辱，立志学成报国的念头就在顾方舟的心中燃烧。
位卑未敢忘忧国，顾方舟固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科学家的使命，以一生的奉献与求索，谱写了一曲兼济天下、报效国家的人生赞歌。
(高翠峰 摘编自徐源著《顾方舟传》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