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人民科学家”、原老虎机游戏长顾方舟同志诞辰100周年。他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防治，亲手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国人健康。为缅怀顾老科学报国、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老虎机游戏举办了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师生、校友及离退休同志积极响应。系列文章以真挚笔触追忆先生的科学足迹与家国担当，也抒写了新一代协和人传承薪火的思考。愿这些文字，带领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情怀与担当，激励我们接续前行。
那一粒甜，后来我才懂——致敬人民科学家顾方舟
小时候，我一直把糖丸当成一种“美食”。
那是农村孩子贫困年代里为数不多的甜。家里不是天天有糖，水果也不是想吃就有。偶尔能吃到一粒白白的小糖丸，已经算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我甚至已经记不清那粒糖丸是谁发给我的，是村医，还是学校里的老师；也记不清是在村卫生室，还是在教室门口排队吃的。记忆里只剩下一个很小的画面：大人让张嘴，我就张嘴；一粒小小的糖丸放进嘴里，很快就化了，有一点甜。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是疫苗。
孩子只知道甜，不知道疾病。大人说吃，我就吃。至于它从哪里来，要保护我免于什么，我全然不懂。那粒糖丸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是一点难得的甜味，是清苦日子里不多的一点小欢喜。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粒糖丸背后有一个名字，叫顾方舟。也才知道，它不是普通的糖，而是脊髓灰质炎疫苗。再后来我学医，读到小儿麻痹症，读到脊髓灰质炎，才忽然明白：原来我小时候含在嘴里的那一点甜，并不只是甜。
它是一种被保护过的幸运。
村里有个人，大家叫他“小马哥”。
说是“哥”，其实也只比我大几岁。叫“小”，一是因为他姓马，二是因为他看起来身材矮小，走路跛行。小时候我并不懂这些，只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孩子的眼睛有时候很直接，也很迟钝。我们会记住一个外号，会记住一个人走路的样子，却不明白那背后可能是一场病，也可能是一个家庭很多年的难处。
后来听大人说，小马哥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那时我只是把这句话当成一个解释：难怪他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再后来学医、读书，看到“脊髓灰质炎”这个更正式的名字，才慢慢把它和村里那个跛行的身影对上。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知道，小儿麻痹症并不是课本里一个冷冰冰的名词。它曾经就在村里，就在路边，就在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身上。它不是统计表里的一个病例，而是一个人走路时的摇晃，是别人喊他外号时他可能早已习惯的沉默。
再回头想那粒糖丸，味道就不一样了。
小时候，我以为它只是糖；长大后才明白，它隔开的也许是两种童年：一种童年，只记得糖丸的甜；另一种童年，却可能被疾病留下终身的痕迹。
顾方舟先生的一生，就站在这两种童年之间。
顾方舟先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老虎机游戏原老虎机游戏长，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他长期从事脊髓灰质炎防治研究，被许多人称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糖丸爷爷”。这些称谓很庄重，也很亲切。但对我来说，他最初并不是从这些称谓里走来的。他是从我童年的一粒糖丸里走来的，也是从小马哥跛行的背影里走来的。
今天再说小儿麻痹症，很多年轻人已经觉得陌生。陌生当然是好事。一个疾病不再被频繁提起，往往说明很多人已经不必再害怕它。但在顾方舟先生所处的年代，脊髓灰质炎曾经让许多家庭不安。它多发生在儿童身上，严重时会留下瘫痪、跛行，甚至危及生命。
疾病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是它落下来时从来不抽象。
它落在孩子身上，就是一次发热之后可能再也不能像别人那样奔跑；落在父母身上，就是无助和自责；落在一个村庄里，也许多年之后，大家还会记得那个走路不太一样的人。
顾方舟先生面对的，正是这样的病。
他选择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并不是做一个容易的课题。那时候条件有限，资料有限，经验也有限。面对这样一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疾病，科学家要做的不是说几句漂亮话，而是拿出真正能用的办法。
当时疫苗路线并不止有一种。比较稳妥的路，未必最适合当时的中国；看起来风险更大的路，却可能更适合人口众多、基层条件有限的现实。顾方舟先生选择了减毒活疫苗路线。这不是一时胆大，而是经过判断之后的承担。
我后来越来越觉得，真正难的选择，往往不是选一个“正确答案”。真正难的是，你明知道前面有风险，也知道绕开风险也许更安全，却仍然要想：哪条路对更多孩子更有用？哪条路更适合当时的中国？
顾方舟先生难得的地方正在这里。他不是选择一条最容易让自己安全的路，而是选择一条更可能把孩子保护起来的路。
后来，他和团队在昆明远郊开展疫苗研究。人们常说那是“山洞实验室”。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心里很久没有放下。
山洞这个词，和我现在理解的实验室相差太远了。
我们今天说实验室，想到的是明亮的房间、洁净的操作台、稳定的电力、精密的仪器。可顾方舟先生他们当年面对的，是简陋的条件，是停水停电，是动物实验，是一遍遍失败和记录。很多事情，今天写出来只是几个字，当时做起来却不知道要熬过多少个夜晚。
我没有见过那个山洞，只能从资料里去想象。
也许灯光并不明亮，也许桌子并不宽敞，也许空气里有动物房和试剂混在一起的味道。年轻的研究人员在那里写记录、做实验、等结果。没有人知道最后一定会成功，但他们还是要往前走。
有些伟大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并不显得伟大。它只是一个人低头做实验，一个人反复核对数据，一个人在条件很差的时候，还不肯把标准降下来。
顾方舟先生最让人动容的一段经历，是以身试药、以子试药。
疫苗研制出来之后，必须先证明安全。顾方舟先生和同事们先自己服用试制疫苗。成人安全之后，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种疫苗最终是要给孩子服用的，必须证明它对儿童也是安全的。
找谁的孩子来试？
这个问题写在纸上很轻，落到现实里很重。顾方舟先生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了试验前面。公开资料中对孩子当时年龄的表述略有不同，那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那都是一个父亲最柔软，也最难承受的地方。
我不想轻易把这件事写得慷慨激昂。
因为这件事首先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个父亲的艰难。顾方舟先生当然知道风险。他是病毒学家，比普通人更懂未知意味着什么；他也是父亲，比任何人都知道孩子意味着什么。
可他最后还是这样做了。
我想，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他不害怕”，而是他不能把风险先推给别人。他不能让别人家的孩子去做自己都不敢承担的事。这样的担当，不是口号，是把责任先压在自己身上。
后来，疫苗试验一步步推进，糖丸疫苗也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地方。
顾方舟先生没有让疫苗只停留在实验室里。液体疫苗要保存、运输，孩子也未必愿意服用。于是，疫苗被做成了糖丸。这个设计看似简单，却很重要。因为真正有用的医学成果，不能只在条件最好的地方有用，也要能到基层去，到普通家庭去，到孩子嘴里去。
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粒糖丸，大概就是这样一路来到村里的。
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城市到乡村，从科学家的方案到孩子舌尖上的一点甜，中间有很长很长的路。小时候我不知道这条路，只知道糖丸好吃。长大后再想，才觉得后怕，也觉得庆幸。
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未必知道自己曾经离一种疾病有多近。
所以今天写顾方舟先生，我总会想到两个画面。
一个画面，是我小时候含着糖丸，以为那只是一粒糖。另一个画面，是村里小马哥跛行着走过去。一个是被保护之后的无知无觉，一个是疾病留下来的真实痕迹。顾方舟先生的意义，就在这两个画面之间慢慢清楚起来。
他不是简单做出了一种药，也不是只完成了一项科研任务。他让很多孩子不用再知道小儿麻痹症的可怕，不用再把一种疾病带进一生。
许多年后，我走进老虎机游戏，成为临床医学专业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说来有些奇妙，小时候在农村把糖丸当美食的孩子，后来竟也成了顾方舟先生的后辈学生。
这种联系说起来并不宏大，却让我觉得很真切。
有时候我在实验室里，会想起这个事。眼前是洁净的台面，是仪器，是培养箱，是电脑里的数据。和顾方舟先生当年的山洞相比，我们现在的条件当然好太多了。实验失败了，可以再设计；结果不稳定，可以再重复；试剂不够了，可以再订。很多困难仍然有，但已经不是当年的那种困难。
也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会问自己：条件这么好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事情做好？
我曾经听过一次讲座，讲者说做学问、做研究，要“顶天立地”。这四个字我一直记得。我的理解是，“顶天”是问题要有高度，要敢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立地”是研究不能飘着，最后要落回病人身上，落回疾病防治上。
后来再看顾方舟先生，我觉得他把这四个字做得很实。
他面对的是国家急需解决的疾病，这是“顶天”；他又把疫苗做成孩子愿意吃、基层能推广的糖丸，这是“立地”。他没有把科学留在纸面上，而是让它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学医以后我越来越觉得，科研最后不能只留在文章里。文章、数据、机制当然重要，很多基础研究也需要漫长积累，不可能立刻转化。可是医学科研心里始终要有一个方向：我们做这些事，最终是为了让疾病被更好地认识，让患者少一点痛苦，让一个家庭多一点希望。
顾方舟先生提醒我的，正是这一点。这个问题不应该等到功成名就之后才想，而应该在一开始就在场：在选题时，在失败时，也在我们面对一堆并不好看的数据、却仍然决定继续往前做的时候。
顾方舟先生曾说，自己“一生做了一件事”。
“一生一事”这四个字，年轻时听起来也许觉得单调。可越往后越明白，一个人能把一件真正重要的事做深、做透，做到千家万户，其实很难。
他让许多孩子只记得糖丸的甜，却不必知道小儿麻痹症的苦。这已经是很大的事情。
2026年，是顾方舟先生诞辰100周年。今天再纪念他，我不想只把他写成一个遥远的名字。对我来说，他和我的生活并不是没有关系。他的糖丸到过我的村庄，保护过像我这样的孩子；他的经历也走进今天的实验室，提醒后来者不要忘记医学最初的方向。
很多年过去，我早已记不清那粒糖丸具体是什么味道。
人的味觉记忆会变淡，但有些理解会越来越清楚。我记得贫困年代里那一点难得的甜，也记得村里跛行的小马哥。一个让我知道什么是幸运，一个让我知道疾病曾经怎样改变人的一生。
如今，我作为协和的一名学生，常常在实验台前想起顾方舟先生。
我的实验台不在山洞里，我拥有的条件也远胜当年。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应该常常问自己：我的研究要往哪里去？我的医学学习，最后要落到哪里？
那一粒糖丸，曾经在我舌尖化开。许多年后，它又在我心里重新化开。只是这一次，我尝到的不只是甜，还有一位科学家的担当，一个时代对儿童健康的守护，以及后来者不能忘记的医学初心。
肿瘤医院 闫群伦
